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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内蒙古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发布日期:2022-04-20 12:02   来源:未知   阅读:

  手机看香港最快开奖结果[民生证券:给予景津装备买]。西周时期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的,这就是“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西周晚期以后,随着私田的出现,井田制逐渐衰落。

  “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即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即方形木)堆成的框型结构。

  所谓“黄肠”,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说法即黄心的柏木,就是去皮后的柏木,即堆垒椁室所用的柏木枋木心色黄。因题凑用的木材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枋(椽),以木色淡黄而得名。

  墓葬中的“题凑”结构,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缺乏实物的证据。从已有的汉代考古材料可知:“题凑”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一是层层平铺、叠垒,一般不用榫卯;二是“木头皆内向”,即题凑四壁所垒筑的枋木(或木条)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题凑的名称便是由这种特定的方式衍生出来的。

  明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吏任命改革。明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命的流官。雍正时期,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改土归流先后在云贵川桂等地进行,撤销土司,在原土司地区设府县厅州,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等。改土归流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西南边防。

  共和国初期在中国领导下进行的政治运动。在朝鲜战局稳定、土改和镇反取得重大胜利之后,首先于1951年冬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 运动进入高潮后,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部署在各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中开展 “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该运动巩固了共和国的政权基础,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武帝推行的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政策。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算缗政策,令商人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两千钱,纳税一算(120钱),即征收百分 之六的财产税。匿名不报,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制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财产。算缗政策打击了商人势力,增加了政府收入。

  “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按照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

  宋代学者开辟的研究青铜器以及石刻等的一种学科。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二是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记载。主要的金石学著作,北宋时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以及黄伯思的《金石题跋》;南宋时有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郑樵的《通志·金石略》。

  康有为所撰关于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认为,自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都是刘歆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马融、 许慎、郑玄之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子之经。康有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在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安徽绩溪人。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提倡白线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职。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等。在学术研究中提倡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影响较大。

  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不少西方学者采用的方法,主张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第二种方法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多数中国学者采纳这种看法。

  (一)1926年,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中,认为欧洲人东来之后,即明中期以来,是为近代;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戊戌变法,二是戊戌以 后,第一阶段是外力压迫之时代,第二阶段是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同时承认鸦片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吕思勉强调了中西文化会通的意义,点明了其中存在的冲击与反应的关系,肯定了鸦片战争的标志作用。

  (二)(1)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起始,认为近百年的中国只有一个问题,即能否近代化。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的另一个学术理论依据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判断近代社会的依据。认为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基本接受了上述看法。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于1949年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共7章60条。它主要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还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各项总原则。《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宪章,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一)秦统一的原因。(1)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从经济条件上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给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其次,从民族关系上讲,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的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华夏族这一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再次,各阶层民众及统治者都要求统一。最后,经过长期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

  (2)秦国具备完成统一的实力。首先,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由于社会改革比较彻底,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军队装备精良,供给充足,战斗力强。其次,秦始皇促进了统一的到来,秦始皇即位后,整顿内政,对外继续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重用人才,李斯、蒙恬、王翦等人在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历史意义。秦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649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生于武功别馆(今陕西武功县),少年从军,擅长骑射,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封为敦煌郡公,善于用兵。进入长安后,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封为秦国公。唐朝建立后,官至天策上将、司徒,封为秦王。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立下赫赫战功。设立文学馆,笼络人才。武德九年(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二人所有儿子,册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退位后,正式即位,年号贞观。在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让各民族融洽相处,北方各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商办企业的出现。产生的主要途径:第一,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除了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之外,有的也独自投资经营近代企业,创建了一批纯粹由私入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少数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通过采用机器生产,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这种情况较少,而且他们的资本很有限。

  当时出现的比较出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巢丝厂、贻来牟机器嬙坊、同文书局、天津自来火公司、通久源轧花厂等。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主要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的阶段而产生的,大部分是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后,工场手工业遭到破坏和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情况下,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直接投资创办的。第二,工业布局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以上海最多,广州、武汉、天津次之。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利润高的缫丝、火柴、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道路极为艰难。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资金、设备、原料和产品销售方面不同程度地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在企业开办、关税、厘金及专利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本国封建势力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联系。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近五年(2011-2015)内蒙古考古十大发现选择其二,阐述其现实意义(略)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初步形成于西晋时期。曹魏时期制定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巩固自己势力的工具,一些当朝为官的家族逐渐独占上品,垄断高官,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西晋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

  (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原因。两晋之际,南渡士族成为南方政权的核心,与皇权共同治理江东,形成了皇权政治的特殊形式——门阀政治。东晋立国江南,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以及南方本地士族的联合支持。东晋朝廷对士族特别是士族中的代表人物,给予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出现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局面。其中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权势盛极一时、无可比拟,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控制朝廷中枢。

  (二)南朝至隋唐,门阀政治的衰落及原因。(1)作为士族代表的高门士族已经严重衰败。颍川庾氏、樵国桓氏、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已基本覆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人才凋零,失去实权,仅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他们首先是鄙薄武职、脱离军权,其次是不再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最终只能出任俸禄优、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所谓“清官”。(2)寒人的兴起。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地主。南朝的将帅,也多是庶族寒门出身。寒人的兴起,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和门阀士族的衰落。(3)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

  西周时期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31亩),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是当时一个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的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的,这就是“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西周晚期以后,随着私田的出现,井田制逐渐衰落。

  “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即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即方形木)堆成的框型结构。

  所谓“黄肠”,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说法即黄心的柏木,就是去皮后的柏木,即堆垒椁室所用的柏木枋木心色黄。因题凑用的木材都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枋(椽),以木色淡黄而得名。

  墓葬中的“题凑”结构,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缺乏实物的证据。从已有的汉代考古材料可知:“题凑”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一是层层平铺、叠垒,一般不用榫卯;二是“木头皆内向”,即题凑四壁所垒筑的枋木(或木条)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题凑的名称便是由这种特定的方式衍生出来的。

  明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吏任命改革。明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命的流官。雍正时期,鄂尔泰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改土归流先后在云贵川桂等地进行,撤销土司,在原土司地区设府县厅州,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等。改土归流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巩固西南边防。

  共和国初期在中国领导下进行的政治运动。在朝鲜战局稳定、土改和镇反取得重大胜利之后,首先于1951年冬在国家机关、国营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 运动进入高潮后,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部署在各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中开展 “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该运动巩固了共和国的政权基础,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武帝推行的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政策。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算缗政策,令商人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两千钱,纳税一算(120钱),即征收百分 之六的财产税。匿名不报,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制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财产。算缗政策打击了商人势力,增加了政府收入。

  “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按照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

  宋代学者开辟的研究青铜器以及石刻等的一种学科。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二是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记载。主要的金石学著作,北宋时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以及黄伯思的《金石题跋》;南宋时有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郑樵的《通志·金石略》。

  康有为所撰关于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认为,自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都是刘歆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马融、 许慎、郑玄之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子之经。康有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在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安徽绩溪人。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提倡白线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职。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等。在学术研究中提倡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影响较大。

  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时间,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不少西方学者采用的方法,主张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第二种方法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多数中国学者采纳这种看法。

  (一)1926年,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中,认为欧洲人东来之后,即明中期以来,是为近代;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戊戌变法,二是戊戌以 后,第一阶段是外力压迫之时代,第二阶段是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同时承认鸦片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吕思勉强调了中西文化会通的意义,点明了其中存在的冲击与反应的关系,肯定了鸦片战争的标志作用。

  (二)(1)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起始,认为近百年的中国只有一个问题,即能否近代化。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的另一个学术理论依据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判断近代社会的依据。认为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基本接受了上述看法。

  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于1949年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共7章60条。它主要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还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各项总原则。《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宪章,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一)秦统一的原因。(1)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从经济条件上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给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其次,从民族关系上讲,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长期的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华夏族这一相当巩固的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再次,各阶层民众及统治者都要求统一。最后,经过长期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

  (2)秦国具备完成统一的实力。首先,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由于社会改革比较彻底,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军队装备精良,供给充足,战斗力强。其次,秦始皇促进了统一的到来,秦始皇即位后,整顿内政,对外继续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重用人才,李斯、蒙恬、王翦等人在秦灭六国、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历史意义。秦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649年在位),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

  生于武功别馆(今陕西武功县),少年从军,擅长骑射,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封为敦煌郡公,善于用兵。进入长安后,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封为秦国公。唐朝建立后,官至天策上将、司徒,封为秦王。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立下赫赫战功。设立文学馆,笼络人才。武德九年(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二人所有儿子,册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退位后,正式即位,年号贞观。在位初期,听取群臣意见,虚心纳谏。对内文治天下,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实现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让各民族融洽相处,北方各族共同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商办企业的出现。产生的主要途径:第一,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除了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之外,有的也独自投资经营近代企业,创建了一批纯粹由私入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少数手工工场或手工作坊,通过采用机器生产,走上了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这种情况较少,而且他们的资本很有限。

  当时出现的比较出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继昌隆巢丝厂、贻来牟机器嬙坊、同文书局、天津自来火公司、通久源轧花厂等。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过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主要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的阶段而产生的,大部分是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后,工场手工业遭到破坏和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情况下,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直接投资创办的。第二,工业布局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其以上海最多,广州、武汉、天津次之。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利润高的缫丝、火柴、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产业结构严重失调。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道路极为艰难。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资金、设备、原料和产品销售方面不同程度地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在企业开办、关税、厘金及专利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与本国封建势力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联系。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本国封建主义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近五年(2011-2015)内蒙古考古十大发现选择其二,阐述其现实意义(略)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初步形成于西晋时期。曹魏时期制定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巩固自己势力的工具,一些当朝为官的家族逐渐独占上品,垄断高官,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西晋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世家大族的特权固定下来,使西晋初步形成了门阀政治的格局。

  (一)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原因。两晋之际,南渡士族成为南方政权的核心,与皇权共同治理江东,形成了皇权政治的特殊形式——门阀政治。东晋立国江南,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以及南方本地士族的联合支持。东晋朝廷对士族特别是士族中的代表人物,给予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出现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局面。其中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权势盛极一时、无可比拟,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又先后控制朝廷中枢。

  (二)南朝至隋唐,门阀政治的衰落及原因。(1)作为士族代表的高门士族已经严重衰败。颍川庾氏、樵国桓氏、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已基本覆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高门人才凋零,失去实权,仅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他们首先是鄙薄武职、脱离军权,其次是不再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最终只能出任俸禄优、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所谓“清官”。(2)寒人的兴起。南朝的开国皇帝,都是通过领兵打仗、控制军权而上升起来的庶族地主。南朝的将帅,也多是庶族寒门出身。寒人的兴起,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和门阀士族的衰落。(3)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