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机械论文 >

面对面|我和我的“两弹一星”父辈

发布日期:2022-04-04 04:26   来源:未知   阅读:

  朱光亚,朱明远的父亲。1959年,34岁的朱光亚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技术领导的重担。

  很多年后,人们把九所的工作精炼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为了这个工作而改名的人中,还有王遵明的父亲王淦昌。

  王遵明: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因为他有一定知名度,为了保密起见就把他叫王京,不许用王淦昌,十七年都这样。那时候,刘杰、钱三强接见他,让他转行,他就说了以身许国。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这是王淦昌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说过的线年,他回到祖国,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基本粒子领域的研究,多次取得国际物理学界瞩目的成果。1961年,中央希望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55岁的王淦昌给出了“我愿以身许国”的回答。那之后,世界上少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多了一个投身于核研究的王京。

  从1960年底开始,于敏放弃自己擅长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向我国第一枚氢弹的研制工作。1965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与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合作,带领一群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起集中进行氢弹技术的攻关。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上,九所的功绩意义非凡,但对于王遵明、朱明远和于辛来说,九所给了他们一个忙碌的、经常出差、很少见面的父亲。

  氢弹是公认的在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在当时的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计算设计模型,经过“百日会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为中国的氢弹研究立下了首功。这个过程中的压力和煎熬,外人难以想象,懵懂的少年更是无从了解。

  于辛: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很少带我出去玩,但是我非常喜欢听我父亲给我讲故事。偶尔我们会去颐和园,我记得最深的是颐和园长廊,我现在也经常去那儿走路看长廊上的画,隔一个或两个就是一个古典故事。比如,小的时候我父亲带着我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给我讲,他的文学基础非常好,当时我非常想听,也很缠着我父亲,但是机会很少。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那一天,10岁的朱明远从《人民日报》号外得知了这一消息。

  第一颗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的国家。举国欢庆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王遵明隐约感到这件事和父亲有关。

  1967年6月17日,好消息再次传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和氢弹的爆炸成功,也为九所的孩子们提供了线索,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有了破解父亲工作之谜的能力。

  朱明远:1967年氢弹都爆了,但是院里的小孩谁都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突然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就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干什么工作的。我们都傻眼了,不知道,他可能已经有点意识了。所以,他就说咱们对一下,就是每次爆炸、氢弹爆炸,他们是不是都不在北京?这一对对出来了,试验完了,结束以后,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爆炸那时候人不在北京,我们就这么把这事给解出来了,对了,他们都是搞核武器的。

  短短几年之内,科研人员又完成了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以及地下核试验。百废待兴的中国,实现了核武器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所经历的困难和艰辛,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

  1978年,王淦昌从核试验基地调回北京,担任当时的核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这时,王淦昌已经年过七旬,但他丝毫没有停歇。

  王遵明:科学家没有退休,他脑子不会休息的,他老是在那想问题。我发现我父亲有时候我就观察他,他每天要睡觉,中午睡觉,他躺在那。有时候我就看他,并没有在那睡着,他就躺在那想思考问题,有时候他忽然说,谁谁谁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我有个想法,他就是这样。没准就是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他就是这样,到他去世,从来没有退休过,他永远在那干。

  调回北京之后,王淦昌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他与其他专家,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加速我国核电建设的建议。1982年,中央批准在浙江海盐建设秦山核电站,十年之后,秦山核电站发电并网成功,宣告中国大陆无核电历史的结束。

  1994年,70岁的朱光亚参与组建中国工程院,当年6月举行的中国工程院成立暨首届院士大会上,朱光亚以全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科技界的至高荣誉。直到这时,“朱光亚”这个为国家科研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名字才真正被国人熟知。在表彰大会上,于敏作为获得者代表发言,因为9个月前辞世,王淦昌没能参加。

  记者:一个人这一辈子虽然很短暂,活过了有痕迹,留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么看您这父亲这一辈子,这91年下来,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是什么?

  王遵明:我觉得他留下的痕迹就是他的科学成果,还有他爱国主义的精神,还是值得让大家学习的,他这辈子真是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国家,给了事业。

  因为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子女和家庭,这也成为于敏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2012年,与自己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孙玉芹不幸病逝,给他留下了永远的愧疚。

  2019年1月16日,于敏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常有人把于敏称为“氢弹之父”,但他自己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于辛:经常想起,我觉得我的父亲一生非常不容易,他多次采访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了。所以他这一生有他的辉煌,也有他的遗憾。

  于敏去世8个月后,这位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之后在国庆70周年庆典现场,于辛手举着父亲的遗像,乘坐代表车接受人民的致敬。

  于辛:在他自己眼里,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多次跟我们说过他是核事业的代表,他的背后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是无名英雄,真的是无名英雄。

  直至2005年81岁时,朱光亚正式退休,5年后,这位照亮了中国半世纪的科学家在病床上与世长辞。按照遗嘱,朱光亚的一部分骨灰埋葬在了他牵挂一生的马兰核试验基地。之后,朱明远每年都会去那里继续他的科研实验,并看望他的父亲。

  朱明远:我想说的是我没有让他失望,我们不伟大,但我们很执着,这是他所希望的,他说做事要执着,不管你事做得大还是小,要执着。

  记者:您父亲身上有很多时代的印记,他从那个时代走过来这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跨时代的,也是应该传下去的?

  王遵明:比如说搞科研,搞科研你就要全心全意投入进去。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觉得好像对个人的生活考虑得多了一点,就是你真正要给国家做贡献的话,你就得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

  于辛: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做到了,我达不到他这么高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滚动:永春附近法律咨询在线发布香港六开奖记录最快